另外，地震初發(fā)之時，由于電報受阻、交通斷絕，同外界難以取得及時的聯(lián)系。重災區(qū)的地方官員即使想竭力救災，但因客觀條件的限制，不能及時有效的遏制災情。災區(qū)的真實情形如史料記載，“固海地震以后，災民流離失所者沿途棄逃，亡不得葬，生不得食，加以匪人成群，時有煽惑”。災民長期茍活于世，無食無衣、無依無靠，極易被煽惑而引發(fā)動亂。針對災民缺衣少食的情況，地方官員只能向鄰近受災較輕的縣尋求幫助。以固原縣為例，在震后一片狼藉，物資極度缺乏的情況下，得到了鄰縣平涼陸統(tǒng)的救助。平涼陸統(tǒng)安排人給固原縣送來兩車鍋餅，裝有鍋餅的車剛行駛到固原城外，還沒來得及交割，就遭到“饑民蜂擁半道攔乞”，護送物資的兵丁舉械呵斥，饑民卻無動于衷，為得一口糧食“寧甘引頸受刃，不肯舍車放行”,饑餓引發(fā)的狂躁情緒，使得災民將食物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。地震后初期，災民對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都存有盼望，還愿意聽從地方官員的指揮，安心等待各方的救援，并盼望著能通過社會各界的救助使他們度過危機。然而，已經遭受過天災猛烈打擊的災民面對殘酷的現(xiàn)實和渺茫的希望，選擇通過暴力的方式擺脫饑餓。這種現(xiàn)象不僅反映了災情的嚴重性，同時也預示著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正在萌芽中。海原大地震之后“滿市飛灰，即身帶貨幣，亦無地購物，鄉(xiāng)城同起恐惶，于是饑民乘機奪食，土匪亦因之四起”。同樣，“邇來山谷僻遠之處，或牛馬放野而無人收，平昔殷繁之區(qū)，或為盜匪掘履而無所忌。慘象之中，亂機潛伏”。

在中國農民的觀念里，他們的生存是與土地捆綁在一起的，農民從心底里明白，如果能在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家鄉(xiāng)安穩(wěn)的生活下去，他們就滿足了。然而天災就是要跟人的愿望相悖，無情的天災加深了人禍的危害度，不僅致使那些不愿背井離鄉(xiāng)的普通農民成為災民，更逼迫他們遠離家鄉(xiāng)而成為流民，甚而成為土匪。可以說，災荒是導致土匪橫生等社會罪惡現(xiàn)象的誘因之一。

甘肅省遠離中原的地理特征以及民國時期該地動蕩的政局，本生就容易滋生各種社會問題。海原大地震給隴東地區(qū)造成巨大破壞，更加重了該省人民生活的困苦。當勞動力缺乏、糧食匱乏、人民生存無望的時候，各種不安定的因素就被催生出來了。同時，隴東和隴南地區(qū)山地丘陵居多，山大溝深，地形復雜，與外界交通困難，成為滋生土匪的有力條件。地方行政機構由于戰(zhàn)亂等一系列原因，常常無作為，當土匪燒殺搶掠，無惡不作之時，地方政府很少秉公處理，這就更加縱容了各路土匪的橫行。

海原大地震受災最重的甘肅南部及東部各縣，在震后的幾年甚至十幾年都不同程度的遭受到土匪的侵擾。震后，饑民不堪忍受痛苦的生活，有的成群結伙占山為王；有的拉幫結派成立幫會，與政府分庭抗禮；有的乘機組建或加入各種名號的雜牌軍，搶掠百姓，挑起戰(zhàn)亂。整個災區(qū)長期紛擾不休，兵、匪不分，呈現(xiàn)出一派混亂局面。據(jù)資料記載，至1931年，重災區(qū)各縣幾乎都有各種名目的土匪或幫派。其中，西吉縣有王富德，平涼縣有惠彥卿，慶陽縣有趙文華、陳硅璋，洮岷有魯大昌、景瓶娃，漳縣有張忠，徽縣有王佑邦，康縣有張俊曜，文縣有白云，禮縣有史鼎新，隴山有王長勝，另外，徽、成、康各縣還有“紅槍會”、“扇子會”等。這些土匪頭及其團伙，長期盤踞在貧窮的地方，欺凌軟弱無抵抗力的人民。而與此同時，地方政府剿匪不力，更加縱容了土匪的惡行。土匪們盤踞在深山老林中，隱藏身份，伺機而動，令居住在附近村落的居民苦不堪言。在當時的通渭縣，“民國16年2月2日凌晨，竄匪9人，騎馬持槍，闖入襄南鎮(zhèn)董盤桂家，將董捆綁吊打，逼去全部銀錢之后，又沖進馬家店孫澤家中行搶。并打死趕集鄉(xiāng)民2人，傷4人”。1928年10月12日，“不明來歷之土匪一伙，攻陷靜寧縣城，大肆搶掠而去”。受震災危害更為嚴重的海原縣在1925年，“外匪內亂不斷，地方治安混亂；是年，全縣發(fā)生牛瘟，十欄九空”。1928年，“自春至秋，滴雨不見，全縣旱匪交迫，天災人禍，民不聊生”。在當時的固原縣，1929年夏，土匪蜂起，海原吳發(fā)榮、臨夏王占林等大股土匪先后進入縣內，燒殺搶劫、雞犬不寧。1930年4月，土匪王占林圍攻固原縣城，民團固守未果，匪眾搶掠四鄉(xiāng)，殺人近千。在當?shù)厝说难劾?，土匪冷血殘忍、殺人如麻。曾有當?shù)厝嘶貞浾f，“甘匪”窮兇極惡，除了搶劫東西以外，還會傷及無辜的性命?？梢?，天災的長期威脅，容易使人失去理智，進而釀成更大的社會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