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視中充斥著以大膽的冒險者為特征的真人秀宣傳，還有關于名流生活方式和功能障礙的室友類節(jié)目。貝內(nèi)特的宣傳面臨著另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，這也是困擾軍方戰(zhàn)時失蹤人員專家們的同一個問題:沒有人確定在哪能找到“鴨子”。和國防部一樣，好萊塢也想要做一件有把握的事。

乍一看，“鴨子”的長眠之地似乎比較容易確定。在墜機后的幾個月里，冰上的殘骸曾被多次目擊。那些目擊報告差不多可以將“鴨子”墜入水中并沉入克厄灣底部的可能性排除。最后一次確認目擊是在1947年，發(fā)生墜機的5年后那是個好消息，因為那意味著“鴨子”不在一座能載著它立刻涌向海灣的移動迅速的冰川上。

同樣意義重大的是目擊者們發(fā)現(xiàn)目標后所繪制出的手繪地圖，特別是伯恩特巴爾肯繪制的兩張，每一張都用一個“X”來標注他所看到的“鴨子”所在地。盧被巴爾肯的地圖迷住了，他不僅有從巴爾肯的筆記本上撕下來的原版，還有巴爾肯后來用水彩繪制的一張。通過將雷達數(shù)據(jù)和衛(wèi)星圖像和這些地圖對比，盧推斷，長期以來被當做虛構的地貌特征與真實地形相符。要是這樣，它們就代表了“獵鴨行動”潛在的地標。

盧還一直在研究一張由特納的B-17，上領航員赫伯特•庫爾茨繪制的地形圖他標出了“鴨子”所處的大致地點。巴爾肯和庫爾茨繪制的地圖大致說的是一回事，而且都和“鴨子”消失的已知事實相符。比如說，他們都將“鴨子”殘骸標示在PN9E和科曼奇灣之間，后者正是“北國”號徒勞守候的地方。該地點與普理查德向母艦呼叫求救的證據(jù)相匹配如，他的磁方位定向申請以及本應20分鐘飛行中的約9分鐘。

如果“鴨子”墜落于南太平洋叢林或歐洲森林中，搜索者們或許會有不計其數(shù)的信息來找到殘骸。在格陵蘭不是這樣。對“鴨子”的搜索被3個主要因素復雜化:不斷累積的雪、冰川移動以及關于墜機點的官方報告中錯誤和自相矛盾的描述。

第一，盡管最近格陵蘭的冰在消融，但在墜機以來的70年間，在“鴨子”上方也許已經(jīng)累積了大約30英尺或更厚的冰雪。那意味著找到它需要探地和探冰雷，然后是鉆孔、挖掘或融化以最終確認。

第二，盡管有1947年的目擊報告，但它不能確定“鴨子”沒有處于一座向克厄灣移動的活躍冰川|上。在他們2010年的格陵蘭之旅中，盧和他的團隊留下的跟綜設備顯示，那一區(qū)域的冰幾乎不怎么移動。但如果不是這種情況，“鴨子”將不會在墜機點附近的任何地方。自1942年11月以來的某一刻，它也許已經(jīng)隨著一座新生的冰山崩落到海灣中去了。

第三個因素是歷史記錄中的自相矛盾。海岸警衛(wèi)隊的約翰•朗和其他研究人員已經(jīng)找到了差不多一打關于墜機點經(jīng)緯度的報告。有些是明顯錯誤的，并于后期被糾正，但即便是認為可信的那些也是前后矛盾的。大多數(shù)坐標都在克厄灣東側(cè)的一個岬角上，但是當它們標繪在一幅地圖上時，看起來就像被霰彈槍打過似的。例如，1943年4月軍方的PN9E事故正式報告將“鴨子”的殘骸定位于北緯65度8分，西經(jīng)41度0分。那和特納在1942年12月報告巴爾肯上校的地點相距超過1.25英里或2千米。某些點甚至離得更遠，但那兩個定位地點被“獵鴨行動”歷史學家們認為是其中最可信的，尤其是約翰•朗和海岸警衛(wèi)隊已經(jīng)退役的上校唐納德•陶布兩位來說更是如此。在另一方面，1943年8月的事故報告專注于PN9E所以它對“鴨子”墜機點的定位到底有多準確的疑慮始終揮之不去。而且即便坐標正確，也沒有告訴“鴨子”自那以后可能隨著冰川移動了多遠。

為縮小搜索范圍，盧和海岸警衛(wèi)隊已經(jīng)從飛越該區(qū)域執(zhí)行科學考察的飛機上搜集到了雷達數(shù)據(jù)。其數(shù)據(jù)源包括堪薩斯大學冰原遙感中心，一架從伊拉克和阿富汗返回的裝有先進雷達設備的美國海軍飛機，以及一個稱為“冰橋行動”的正在搜集極地冰蓋變化數(shù)據(jù)的NASA任務。此外，2010年在格陵蘭期間，盧和他的團隊開展了一次實地勘測，海岸警衛(wèi)隊認為有望找到“鴨子”的一個雷達識別點。這是個錯誤的導向，盧認為像一架飛機的雷達圖像，實際上是冰層下基巖上方的融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