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發(fā)生了震驚中外的7.8級的唐山大地震，24萬2千多同胞遇難，16萬4千多人重傷，7200個家庭全部震亡，4000多名兒童成為孤兒。這次地震波及到天津、北京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既要完成抗震防震的報道任務(wù)，本身又處于震區(qū)，必須做好抗震防震工作，面臨著與過去緊急、重大宣傳完全不同的情況，面臨著雙重任務(wù)。

　　地震發(fā)生前，我在大連。那幾天天氣奇熱奇悶，大雨不斷。27日，我與中央電臺的幾位同志到大連郊區(qū)參觀，晚上回來時霧氣蒙蒙，車燈只能照射幾米遠。凌晨，突然被顛醒，聽著門窗嘎嘎的響聲，看著搖曳的電燈，我驚奇地喊出：“地震啦！”等我匆忙走下賓館的大樓時，院里已經(jīng)站滿了人，大家紛紛議論：“地震發(fā)生在什么地方？”當猜測到可能發(fā)生在唐山、天津、北京時，人們涌向了郵電局……

　　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了，想到了北京，想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，想到了安全播音。我深知，地震對廣播大樓、對廣播的嚴重威脅，中央電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中斷播音的，如果全國人民聽不到中央電臺的廣播，聽不到北京的聲音，那將意味著什么？當時無法與電臺和北京取得聯(lián)系，我趕緊回到房間，打開了收音機，急切地想聽到中央電臺的聲音……

　　一

　　當我打開收音機時，還不到中央電臺開始播音的時間，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。當凌晨4點鐘，傳來了《東方紅》樂曲的時候，我心中的“石頭”落了地：中央電臺沒有出大事，北京沒有出大事！但是心中的疑團并沒有解開，北京有沒有發(fā)生地震？地震到底發(fā)生在什么地方？

　　早晨6點30分，從中央電臺的《新聞報摘》節(jié)目中傳來了地震的消息，在唐山地區(qū)發(fā)生了強烈地震，波及到天津、北京，對地震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破壞情況還不清楚。這條消息解除了對北京的擔心，又增加了另外的擔心。在隨后的連續(xù)報道中，不斷披露了人員傷亡和造成破壞的情況，人們的心震顫了！

　　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，回到中央電臺。因為我知道，盡管中央電臺在正常播音，但內(nèi)部工作的緊張和忙亂，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；大震之后還有余震，對中央電臺安全播音的威脅并沒有過去；中央電臺的領(lǐng)導只有我們3個人，臺長楊祚銘一直患眼疾，現(xiàn)在只有副臺長張冬興在主持工作，其難度可想而知。我想盡快與中央電臺取得聯(lián)系，但僅有的幾條電話線路被占得滿滿的。好不容易接通電話后，盡管張冬興告訴我沒有什么大問題，反復(fù)叮囑我不要著急，我卻更坐不住了。

　　要回到北京談何容易。鐵路交通中斷了，公路擁擠，水路船舶停駛，只有空中一條道，而飛機又都調(diào)往唐山搶運傷員去了。經(jīng)多次與大連機場聯(lián)系，過了兩天才答復(fù)我：很難說什么時候有去北京的飛機，你到機場來等著吧，只要有你就上。地震后的第三天——7月30日，一大早我就趕到大連機場，眼前的情景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：大連各醫(yī)院的救護車排著長隊，醫(yī)護人員抬著擔架在焦急地等待著。不一會兒，一架飛機著陸了，他們跑步而上，爭先恐后地把傷員抬到擔架上，抬進救護車里，急駛而去。不久，又一架運送傷員的飛機降落在機場上……。節(jié)氣正處三伏天，地震后的天氣又特別反常，氣溫高雨水又多，我們的白衣戰(zhàn)士全然不顧，爭分奪秒地搶救每一條生命。我從廣播中知道，中央動員全國的力量，從陸地、海上、空中把地震中的受傷人員疏散到一些大城市緊急救治。

　　直到8月5日下午3點多鐘，我才搭上了飛往北京的飛機。

　　二

　　北京變了，大變了！住宅區(qū)、辦公樓附近的空地上，街道的兩旁，搭起了密麻麻的防震棚，人匆匆，車匆匆，到處是忙亂的景象，完全沒有了昔日的模樣。大家都在忙于抗震防震。

　　當我走進中央電臺的時候，我才真正感受到這種緊張氣氛，聽到許多動人的事跡，也面臨著眾多的難題，步履維艱。地震在28日凌晨發(fā)生時，正是中央電臺值《新聞報摘》節(jié)目早班的人員上班的時候，有的才邁進廣播大樓，有的正騎自行車走在路上，突然的震顫，他們明明知道發(fā)生了什么事，沒有人驚慌，沒有人遲疑，首先想到的是廣播大樓的安全，是中央電臺的安全播音，地震就是命令，他們不顧家人和個人的安危，義無反顧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，在余震不斷的情況下，沉著鎮(zhèn)定地做好播出前的準備工作。尤其是技術(shù)人員，有的工作在廣播大樓最高層，震感最強，他們置危險于不顧，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。

　　強震過后，中央電臺的領(lǐng)導、許多部門的領(lǐng)導和工作人員，不約而同地趕到了廣播大樓，檢查每一個播出環(huán)節(jié)，研究部署抗震防震工作。

　　在突如其來的生與死的面前，中央電臺的同志們經(jīng)受住了考驗。

　　中央電臺抗震防震期間的工作，是中央電臺歷史上最緊張的時期之一，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(zāi)難，面臨許多過去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，既要保證向全國的正常播音，又必須搞好抗震防震的報道；既要保證當時的安全播音，又必須考慮到可能發(fā)生的最嚴重的情況，做好幾種準備，確保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不中斷中央電臺的聲音；既要保證搞好宣傳，又必須保證工作人員的安全，關(guān)心、照顧、安排好職工家屬的生活。許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來，這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特殊工作時期。

　　三

　　中央電臺的廣播在這種時候有著特殊的重要性。它傳播快、覆蓋廣、收聽方便，在當時電視不普及、報紙發(fā)行不暢的情況下，人們主要從收聽廣播中了解各種信息，每逢發(fā)生重大事件更是這樣，主要通過廣播了解最新情況。全國人民關(guān)心著唐山、天津、北京的抗震防震，尤其是地震災(zāi)區(qū)的人民群眾更需要廣播。

　　中央電臺處在震區(qū)，余震不斷，能承載8級以上地震的廣播大樓不斷晃動，墻皮刷刷地脫落，墻體出現(xiàn)裂縫，更不知以后會發(fā)生什么。為保證在廣播大樓的正常播音，保證每天70多個小時的播音不中斷，保證工作人員的安全，采取了三項緊急措施：

　　一、對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的編播人員、技術(shù)人員等，將值班人數(shù)減少到最低限度，縮短每一次值班的時間，增加人員輪換的次數(shù)。一旦發(fā)生不測，值班者們將誓與大樓共存亡。

　　二、對凡是能夠離開工作崗位、又不能遠離工作崗位的工作人員，由大樓的高層搬到大樓低層，盡量增加安全系數(shù)。

　　三、對絕大多數(shù)的編播和行政管理人員，由大樓內(nèi)搬到大樓外的帳篷里工作。占播出量80%以上的專題、對象節(jié)目和文藝節(jié)目，除錄音、播出以外，大量的編輯工作都是在路邊嘈雜悶熱的帳篷中完成的。

　　在這期間，臺領(lǐng)導和編輯、技術(shù)部門的領(lǐng)導與值班人員一起，始終堅守在大樓內(nèi)，始終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，隨時處理和解決各種問題，也起著穩(wěn)定人心的作用。

　　中央電臺在余震不斷的大樓內(nèi)和樓外的帳篷中，白天黑夜連續(xù)工作了3個多月，直到地震緩解后恢復(fù)正常，但在后來的幾個月內(nèi)，依然保持著高度警惕，準備隨時應(yīng)對地震的發(fā)生。

　　四

　　抗震防震的報道，以唐山為中心，兼顧天津、北京。地震發(fā)生后，中央電臺駐河北記者站的記者王潤庭等立即請戰(zhàn)到唐山采訪。他們連夜從石家莊趕往唐山，路上走了22個小時，冒著余震不斷、房倒屋陷的危險，立即投入了采訪報道，及時把唐山地震、抗震的情況告訴了全國人民。隨后中央電臺又從北京派出記者和播音員，與他們一起組成唐山地震報道組。天津、北京的報道分別由中央電臺駐這兩地的記者站承擔。他們在余震不斷、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，冒著生命危險連續(xù)不斷地發(fā)出了來自抗震第一線的報道。

　　8月22日，我從北京去唐山，與記者組的同志一起研究抗震救災(zāi)的后續(xù)報道。這時候，地震后最緊張繁忙的時候已經(jīng)過去，路途上依然車流不息，來自全國各地和部隊的支援人員、救援物資涌向唐山。平時不到4個小時的路程，我走了幾乎一天的時間?？吹秸鸷蟮奶粕剑液喼辈幌嘈叛矍暗氖聦?，昨是今非，滿目廢墟。1973年12月，我隨林乎加同志到開灤煤礦作調(diào)查，住在唐山，而今震后再也看不出昔日唐山的影子了。樓房沒了，街道沒了，只有一座座的“大土包”，水泥預(yù)制板、鋼筋、家具、被褥、枕頭、衣物縱橫交錯，有的仍然懸掛在空中；到處是污水，到處是帳篷，到處是炊煙；一隊隊的醫(yī)護人員和解放軍戰(zhàn)士穿著白衣、戴著口罩，向街道兩旁噴灑著藥水，空中有直升飛機撒藥，防止傳染病的發(fā)生。劫后余生的人們，由于過度的悲傷，眼中沒有淚水，沒有哭泣，彼此見面打著招呼，相互慶幸“你還活著”！搶救工作依然在進行……（摘自 《新聞背后的故事：我的親歷實錄》 楊正泉 著）